大汉帝国风云：刘邦摆平部下的得与失

大汉帝国风云：刘邦摆平部下的得与失

刘邦夺得天下更多是靠团队。打下天下后，团队的潜在问题就出现了。团队的优秀分子，在打天下的时候，个个都是一把好手；太平盛世，就容易成为造反的怀疑对象。犹如抗日战争时期纷纷埋下的地雷，当时为了炸掉更多的敌人，当然是多多益善，解放后，遗留的地雷立马就成了隐患，谁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响呢？

对于那些历代开国皇帝来说如何对待开国元勋是个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像刘邦这样从底层一步登天的皇帝对于这个问题更是觉得棘手。因为是从底层上来的，皇室的势力不大，甚至不及那些开国元勋，就无力荫蔽天下。在历史上，皇室势力不及开国元勋的情况下，对待功臣的方法有两个典型：一是大屠杀；二是厚待却不给实权。刘邦就是第一种做法的开创者。韩信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就准确概括了刘邦对待“危险分子”的态度。

西汉初年，天下初定，不宜再起干戈，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刘邦采用了西周的分封制，“分而治之”。分封了七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越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韩王韩公子信。这七个王所辖的领土几乎占了全国之半，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早有防范之心。当年，韩信扫荡北方如风卷残云，到处都在绘声绘色地传说着他神奇用兵的故事，刘邦联想到自己的一连串惨败的狼狈相，心如刀绞：彭城大逃亡，在楚军追杀中，三次将自己的一对亲生骨肉推下车去；荥阳突围，让纪信去假扮汉王从东门降楚，自己由西门仓皇逃遁；成皋被围，他又单独与夏侯婴乘一辆车从北门逃到了小修武……相形之下，他显得无能和渺小。“说不定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自己的催命鬼。”想到此，刘邦顿时打了一个寒噤，像朗朗晴空，一片阴云从天际袭来。当时，韩信派使者来要齐王头衔时，刘邦怒不可遏，愤然拍案时把面前的酒樽都震倒了。张良、陈平及时踩了一下他的左脚和右脚，他才冷静了下来。那时，刘邦尚无力阻止韩信自立为王，担心稍有不慎，逼急了韩信去投靠项羽，后果不堪设想，才强忍住怒火。

在把韩信封为楚王后，刘邦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后采用谋士陈平的计谋，在陈地诱扣韩信，将他贬为淮阴侯。大臣田肯向刘邦道贺，建议刘邦在关中建都，那样就像站在高屋之上向下泼水一般势不可挡。刘邦十分高兴，大赏了田肯。这就是成语“高屋建瓴”的由来。

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七年之间，汉高祖借口他们谋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被废为列侯，韩王信进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7个异姓王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吴芮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枉，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蒯通曾搬出“兔死狗烹”的典故警示过韩信，韩信却听不进去，依然如故。结果招致杀身之祸。而聪明的张良，就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饱读史书的张良学而习之，才得以终老安死。

刘邦同秦王嬴政一样，是个痴迷“血缘治国”的野心家。崇尚世袭制，采用加强血缘关系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对自己的家族负无限责任，对天下子民只负有限责任。为了净化刘姓王权，达到帝业千秋的目的，也为了给自己的大屠杀寻找借口，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十分强调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刘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决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和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声震屋瓦。在一片响声中，刘邦把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王是一个仅次于皇帝的等级。

至此，帝国的权臣们，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权力的二线，早期团队的威胁力可以说荡然无存了。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从客观效果上讲，刘邦杀了功臣后，加强了中央的实力，使得汉王朝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不过，刘邦大屠杀、种姓净化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摇摆。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致使吕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刘家人经过了艰难的争夺后，才再次执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史学家公认，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确如此，秦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后来，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刘邦的分封也没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个难题才得以缓和。

刘邦的清洗运动，使权力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样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退化。在靠世袭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手段、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就会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新的国家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从汉帝国开始宦官、外戚等各种历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