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用人标准：是“重德轻才” 还是“ 唯才是举”

古代社会的用人标准：是“重德轻才” 还是“ 唯才是举”

古代最理想的用人原则为“德才兼备”。《尚书•咸有一德》言“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主张任用有德有才的人为官来管理国家。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正“德才兼备”的贤人凤毛麟角，鉴于此选材标准的空间过于狭小，古人往往退而求其次做到“不求备于一人”，这就存在两种用人思路：“重德轻才”和“唯才是举”。

“重德轻才”—— 用人之正途

传统的儒家思想看重德行胜于才干。孔子主张以德取人，使有德之人居高位。鲁哀公向孔子询问用人之道，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认为只有任用有德行的、正直的人管理国家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正所谓举贤以服民，后世诸葛亮上书刘禅言“亲贤臣，远小人”亦是此理。孟子继承了孔子的“重德”思想，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即贤德的人应居于掌权地位去领导有才之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则以“孝廉”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非孝者廉者不能为官。北宋司马光可谓是“重德轻才”用人观的集大成者，认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卷一》），据此提出的用人标准为“苟不能得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如果没有有德的君子，宁可用愚人也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重德轻才”的用人思路秉承了传统儒家思想，成为古代社会用人的正统之道。

“唯才是举”—— 不走寻常路

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人是曹操。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求贤，言“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此后又连发两次求贤令表明其不以德行取士的用人标准，哪怕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也要“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也正是凭借此用人策略使得帐下人才济济，在魏蜀吴三国较量中占据一定优势。实际上纵观历史上著名的将相之才，“不忠不孝”之徒并不少见。战国吴起“杀妻求将”，汉之陈平“偷金盗嫂”，齐之管仲、唐之魏征则是“背主事仇”，但他们的功绩却依然名垂青史。若无管仲，齐桓公何以成就春秋霸业？即便是重德胜过才的孔子，也不忘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为何这些在德行上并不完美的人仍能得到重用？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领导人的长远眼光。若不是齐桓公、唐太宗不计前嫌，管仲和魏征断不可能为相。另一方面则是时代需求所致。一般而言，在稳定的治世，统治者选材标准更倾向于“德”，选拔贤德的人才为百姓树立榜样，有利于移风易俗和社会稳定。乱世则更需要才华横溢，勇于开拓的创新型人才，如战国时期的吴起、楚汉相争时的陈平，这种实用型人才更符合当时统治者的“争霸”需求。

回顾古代社会“重德”和“重才”两种用人思路，并非要为今日社会提供一个参照标准。“德”和“才”究竟孰轻孰重，取决于历史和时代的需求，如何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合的人才才是关键。用人标准并非是一沉不变的，正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才是永恒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