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贫积弱的宋朝为何内部不出大乱子

积贫积弱的宋朝为何内部不出大乱子

史书对宋朝一般公认为积贫积弱，但是你不得不佩服在北南两宋的漫长岁月中，朝政内部居然有很难得的干净之处：一是宫内严肃，没有女祸；二是宦官受制，没有阉祸；三是皇族和睦，没有宗室祸；四是女族警戒，没有外戚祸；五是军权统掌，没有强藩祸。一个朝代能同时做到这五点，除了宋以外是找不到的。这也难怪其尽管积贫积弱，却还能存在三百二十年，在史上算是长寿的朝代了。

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十分注重避免以往朝代的内乱敝端，奉行“文以靖国”理念，果断实行“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杯酒释兵权”，彻底扭转了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使宋朝成为古代君主专制史上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在以后的皇帝中，虽然明君不多，糊里糊涂不少，但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朝廷大臣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加已弥补。鉴于历代皇朝宫廷内部出现的无数个血的教训，大臣们记忆犹新，有宋一代，尤其是前期，那些大臣们十分注重约束宫廷内的各种关系，防微杜渐，几次出现内乱的苗头，都被及时制止，使宋朝的存续有了好的基础。

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因长子赵元佐有精神病，所以选定次子赵元侃为皇太子，并改名为赵恒。太宗去世时，大宦官宣政使王继恩心怀叵测，知道赵恒精明能干，所以勾结李皇后和另外几位宦官，密谋改选长子继任，想让疯疯颠颠的赵元佐继位，这样就有机会控制皇帝，进而干预朝政，以谋权谋利。李皇后要王继恩联络当朝宰相吕端。吕端大事不糊涂，一眼就看穿王继恩的诡计，便以商量要事为由，骗王继恩入书阁中，趁其不备将他锁在里面，然后立即去见李皇后。李皇后见到吕端就说太宗已驾崩，想立嗣以长，这样才顺，要长子赵元佐接位。吕端毫不客气地回答：“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怎敢再生异议？”一句话噎得皇后哑口无言。吕端不等皇后再开口，转身迅速令内侍请来太子，就在太宗的柩前组织了即位仪式，这就是宋朝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恒。由于吕端的果断，直接扼杀了宫廷内皇后和宦官勾结干政的计划。

真宗之后是太子赵祯即位，即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宋仁宗当时只有13岁，刘皇后召来首辅丁谓和参知政事王曾，传达并请他们起草真宗遗诏，内容是：“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辅太子听政。”王曾回来起草时加了一个“权”，即“权由皇后处分军国重事”，这个“权”字是暂时之意。丁谓看了说皇后传达遗诏时没有这个权字。王曾义正词严地说：“我朝无母后垂帘的做法，现在帝幼，所以权宜让母后临政，权字是让母后明白这只是短期的做法。再说增减制书，是本臣职内的事，这是先帝定的特许制度，你作为首辅，岂可对规制不郑重，自乱章法呢？”一席话驳得丁谓无话可说。草诏完成后送进宫内，刘皇后早已听说了王曾的那一番话，所以也没敢修改就颁布了，这为将来防止太后篡位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在仁宗登基后，刘皇后升为刘太后并听政。刘太后临制时间一久，心里不免要异动起来。一次，参政鲁宗道来遏见太后，太后试探地问武则天这人怎么样，鲁宗道明白太后的用心，即正言厉色地回答：“武则天是唐朝的罪人！”“哦，怎么说？”“幽嗣主，改国号，几危社禝，尚得谓非罪人么？”太后听了默然无语。后来，太后和仁宗同去慈孝寺，太后乘车先动，鲁宗道立即冲上去拦住，对太后说：“夫死从子，古有规矩，太后母仪天下，不可以乱大法，以免为后世讥讽”。话没说完，太后就明白了，忙招手让仁宗先行，然后在后面跟上。由于鲁宗道的直性和胆识，人都称他为“鱼头参政”。正是由于几位大臣的直谏和约束，刘太后始终没敢造次，直到年老时，她去太庙主祭，实在憋不住了，不顾大臣的反对竟穿上龙袍，过了一把瘾，不过也仅此而已，至死没敢篡位。

宋仁宗在太后去世后亲政。他极宠幸张贵妃，为取得她的欢心，一次授予她的伯父和养父三司使张尧佐宣徽使、淮康节度使 、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四项要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包拯率先上章谏阻，弹劾张尧佐无功食禄，窃居高位，不知羞耻，同时批评宰相文彦博、宋庠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后宫”的错事。谏官吴奎、陈旭、御史中丞王举正、御史张择行、唐介也纷纷慷慨陈词，竭力劝阻。在廷辩时，包拯“音吐激愤，唾溅帝面”（朱弁《曲洧旧闻》）。张贵妃见势不妙，连忙告知张尧佐，让他主动辞去了宣徽使、景灵宫使。过了八个月，张尧佐再次被擢升宣徽使，调往河阳。御史唐介得知后又上奏抗言：“外戚不可预政，皇上前面从谏如流，已收回成命了，今为何复命，自乱章典。”仁宗召唐介私下说：“任命是我定的，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啊，好多人都有这个意思。”唐介却抓住把柄，说：“那是宰相文彦博私下讨好贵戚，所以有这个意思。”仁宗火了，一甩袖就走。唐介不屈不扰，第二天上朝又上一疏，劾奏文彦博私通贵戚，不称相位，请即日罢免。递上后，仁宗一看就火大了，把文本丢在地上，训斥说：“你再来多言，朕就把你远放到穷乡僻壤去。”唐介并不畏惧，竟拾起奏章，认认真真地朗声读了一遍，读完还说：“臣为国事，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远放吗？”这时大臣们都在殿内，唐介看见旁边站着的宰相文彦博，就当面大声说：“彦博应自省！如有此事，不该隐藏。”这时文彦博抗不住了，只好出来说：“臣不称职，愿即避位。”唐介所指的事，是说张贵妃的父亲尧封曾是文彦博父亲的门下客，贵妃未入宫时，认文彦博为伯父，入宫受宠后，文彦博私下送了灯笼棉，这是蜀棉与金丝混纺特制而成的珍品。仁宗起初很恼火唐介的言论，后来调查得实，便把文彦博罢相，去许州任知府了，外戚势力也为此收敛。

宋朝的第五位皇帝是宋英宗赵曙，赵曙刚登基，为了辅导他处理国政，曹太后同时垂帘听政。不过太后较为开通，朝政大事都由宰相韩琦和一班大臣商定，未多干预。不久，英宗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行为乖张，脾气失控，对左右侍从动辄暴打暴骂，宦官们受不了了，就向大宦官内都知任守忠诉苦。任守忠在仁宗时得知准备立赵曙为太子时，他知道赵曙是个明白人，不好控制，就私下想在赵族中找个庸俗的顶替，但没有成功，很是失望。现在遇到英宗犯病，因为太后并非英宗的生母，正好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于是背后大搞小动作，宫内谗言四起，搞得太后和英宗之间由疑生怨，由怨生恨，相互仇视起来。看到这种内部将起乱子的局面，宰相韩琦和参政欧阳修来找太后，太后诉苦说英宗很变态，韩琦和欧阳修一起对太后进行劝解，以母子关系晓之以理，并说明了太子的病情，终于打动了太后。韩琦见太后回心转意了，就故意大声说：“臣等在外，皇帝身体要未调理好，太后不得推托责任。”宦官们听了都瞠目结舌，背后不敢再如以前那么放肆。过了几天，韩琦又单独拜见英宗，对英宗大谈孝道，说得英宗脸色大变，深受感触。病好后，英宗即主动拜见太后，作了道歉，解除了两人的疑虑。

随着英宗的身体康复，韩琦认为到了应该亲政的时候，只有皇帝亲政，内部关系才能真正理顺。前面已有一些大臣上奏要求英宗亲政，但太后一直没有下旨同意。于是韩琦收集了十余件朝政要事，请英宗裁决后，拿来让太后过目，并说自己很赞同英宗的裁决，太后看了也称善。完事了韩琦却提出要告老还乡，太后急了，说：“朝政大事全靠你相公，你怎么能走啊，我倒是不仿退入深宫的。”韩琦说：“前代几位太后都很贤惠，但也不免顾恋权势，今臣幸遇曹太后贤明，但不知何日撤帘？”太后说：“我并不想干政，前时皇上身体不好，不得已垂帘到现在，要撤帘随时都可以，也不必定什么日子。”韩琦听后，立即转身对外说：“太后已有旨撤帘，銮仪司何不遵行？”銮仪司忙过来撤帘，太后匆忙起身进去，结果帘撤得快了一点，御屏后还能见到太后飘动的后衣，现场的其他人都目瞪口呆。就这样，英宗得以开始亲政。

对于宦官任守忠，知谏院的司马光又来砸缸，上奏他挑拨离间，几乎祸起萧墙，罪应斩首。英宗一时把握不定，暂未下旨。韩琦明白不能给任守忠有活动的余地，否则这个大宦官要是兴风作浪，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他拿来一张空白敕书，自己先签名，然后令两位参政即欧阳修和赵概也签名，赵概怕假传圣旨，犹豫不决，欧阳修劝他签字，说是韩琦有办法。签字完后，韩琦就坐在政事堂，召来任守忠令他立在庭下，当面斥道：“你可知罪么？本当斩你，以正国法，因奉旨从宽，把你安置到蓟州，你当感念皇恩，勿再作恶。”言毕，取出那张空头敕文，亲自填写后交付任守忠，即派人押送出城。紧接着又把任守忠的余党史昭锡等一律赶出宫廷，远放到南方去了。事后，英宗居然一直没有提起这事，估计是韩琦早在背后做好了工作。在韩琦等大臣快刀斩乱麻地一番处置下，后宫宦官为祸的萌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

回顾宋朝史，汉唐魏晋等朝的后宫内乱因素，宋时都曾出现苗头，太后想篡位，阉官欲谋权，外戚要干政等等。面对这些，就是那些大臣们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非常谨慎地处理相关政事，一旦发现征兆，许多大臣就会疾恶如仇地蜂拥而上，全力抗言，果断采取制止措施，一而再、再而三地防范了恶势力的沉渣泛起，有效地维护了宋朝内部的基本稳定。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前几代皇帝时期的大臣们的大力制衡，做出了规矩，以后宋朝后宫的关系就一直较为正常，朝廷内部的矛盾局限在大臣之间。在北宋后期及南宋期间，糊涂君主真的不少，在朝廷任用宰相上一再失误，信任重用了蔡京、秦桧、贾似道等一类人，对这些人平心而论，能力在当时都是一流的，但是品德上极有问题，史界至今仍有不同的评判和争议，但当时的朝政矛盾丛丛，朋党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新旧党之争等等，一波接一波。不过宫廷毕竟是皇权所在，后宫稳定，朝政上就无后顾之忧，能够少受负面的干扰。因此，宋朝其实并不软弱，一直能保持着相当的实力。面对在世界上已灭掉四十多个国家的蒙元铁骑，尽管其强悍无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谓积贫积弱的南宋，还是在夏、金等几大政权中抵抗到最后才灭亡的。蒙元灭夏共用了22年，灭金共用了23年，灭南宋不但代价最大，时间也长达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