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不记载文人风流逸事？

《资治通鉴》为何不记载文人风流逸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一部管理学典籍。《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二百九十四卷，耗时十九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开始，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征淮南，跨时十六个朝代，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三年。《资治通鉴》是中国最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史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朝廷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管理，所以叫《资治通鉴》。

通观《资治通鉴》，不难看到，这部本书同样还是全世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部《管理典籍》。用现代的话说，它是一部集雇员、雇主；低层、中层、高层务工者；CEO、决策者的行为思想、能动思想、管理思想于一身的典籍名录；它以思想来感化每一层面的人，它以事例来教化你在工作后如何界定自己的内心岗位及应遵循的职责，它是所有管理书籍的鼻祖，如《哈佛学不到》《卡耐基丛书》等等从气势到胸襟都无法比拟。

司马光以宰相的眼光和胸襟来编辑《资治通鉴》，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事件，其着眼点与境界自然如山登绝顶般的一览无余，又恰是庭中观月般的空阔无边，这是《资治通鉴》不同凡流的地方。

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他又说：“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讲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此语极是精当。《资治通鉴》用意在资治，于事功有益为第一，闲雅文艺司马氏就算有心，怕也无力企及。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十分明了地说：“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余事。”为人弟为人子，出孝入悌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闲暇，才可以有词章琴棋的风雅。这个观点祖述孔子。

清初的顾炎武，花费数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录》一书，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他数十年如一日读经史的心得，响誉士林。他在“通鉴不载文人”条叙及与友人李因笃闲论《资治通鉴》的事。

他的这位友人大概对《资治通鉴》不载文人表示不满，他说：“就如屈原，太史公称赞他，说是可‘与日月争光’，却不得书于《资治通鉴》。杜甫如果不是‘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诵，则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见载。”顾炎武大为不然，“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他举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学士，一天，也喜欢文学创作的文宗李昂召见他，估计李昂也想让帝国的文艺大繁荣大发展，因而关心起文坛时况，语及杜甫、李白等文学前辈。丁居晦却极不给面子地顶了一句，“这不是帝王所要了解的事。”

李昂记住了此事，丁居晦却不因此而惹祸，相反却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职。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领，只有敢于讲话才能胜任。

然后顾炎武不客气地批了李因笃一顿，“就你这见识，比文宗差远了。”顾炎武极力主张经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马光的纲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与宰相讨论诗歌创作，可见作为文学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墙。大臣们不解风趣也就算了，却再一次打压了他的文学前景，郑覃说:“诗之工者，无若三百篇，皆国人作之，以刺美时政，王者采之以观风俗耳，不闻王者为诗也。後代辞人之诗，华而不实，无补於事，陈後主、隋炀帝，皆工於诗，不免亡国，陛下何取焉。”《自治通鉴》之本义於此见之。

明朝著名文人王夫之认为“经义者，非徒干禄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赋者，非幼学之习也，志正学充，伤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读经书，是期盼有朝一日出来做官，用满腹的经纶来安邦定国，造福百姓，实现平生抱负，是拿来治世用的，并不如现在人的理解，把国学关进小楼成一统，孤芳自赏，俨然秦砖汉瓦。国学需要倡兴，必须根绝这种观点，使国学走进寻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资治通鉴》不记载文人，却是看重写一手好文章。《资治通鉴》援引华峤的话说:“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详略得当，行文委委，使人百读不厌，(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被当作镜子的魏征论文，用无厘头翻译法可以这样翻译:“写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进的思想指引人，以先进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么冤情不满，想上达天听，不能没有它；三是参政议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劝诫帝王，能臣所以进言献策，忠义之士所以指陈时弊，全得靠它；四是发现人才的需要，国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发现确有才华却郁郁不得志者，详加臻别，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征的观点与王夫之相同，归根结底还是关乎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