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欲争雄天下勿以杭州为都”是谁说的？

解密：“欲争雄天下勿以杭州为都”是谁说的？

经历“靖康之难”的汴京已面目全非，宋室匆匆南迁，建都临安（今杭州）再续宋朝命脉。历史学家黄仁宇称：“这一身兼制造业中心的南宋国都，繁华不下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景象。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因此，在金和蒙古人的连番侵迫下，只有走上灭亡一途。”

显然，黄仁宇只从经济方面解释南宋积弱直至灭亡的原因，未从临安的军事地理方面研究其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朱熹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临安前有长江，后有钱塘，利于防守。但偏处东陲，湖山间阻，“以此争雄天下，势有所难逮耳。”所以南宋定都临安，只能偏安一隅。

“靖康之难”后定都何处

朝中大臣意见分歧大

两宋定都，颇多曲折。北宋君臣意见不合，赵匡胤迁都计划受阻。南宋初，高宗赵构无主见，群臣为迁都何处争论不休。

“靖康之难”发生后，时为康王并任兵马大元帅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自立为帝。因河南、河北为宋、金交兵的主要战场，应天府随时面临金兵的威胁，显然并非久留之地。新建立的南宋政权何去何从？是继续留在汴京（今开封）？还是迁往其他地方？宋高宗赵构拿不定主意，朝中大臣各有各的主张。

当时的朝中大臣可分为进取派和退守派两大势力。进取派认为宋室不可放弃中原，应继续以汴京为都或迁都至长安（今西安）等地，占据形胜之地，与金朝抗衡。退守派则认为宋朝与金朝对抗处于弱势，应避其锋芒，迁都东南的建康（今南京），据长江天险，使金朝骑兵失去驰骋之地，从而保住半壁江山。

赵构虽曾任兵马大元帅，但不谙军事，他见北宋禁旅在金兵面前不堪一击，对恢复中原毫无信心，自然倾向退守派一边。加上退守派的代表人物黄潜善、汪伯彦又是自己的心腹大臣，便决定南迁。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月，赵构登舟南下，次年正月到达扬州。

金人获悉赵构南下后，便乘机出兵南侵，先后攻克洛阳、长安等地。而赵构竟全不知晓，留恋扬州的繁华，没有继续南下。直至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金兵破泗州，直逼扬州时，赵构才知兵临城下，他大吃一惊，狼狈万分地渡江逃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召随从的几个大臣问去留之计。吕颐浩请求驻跸京口，为江北声援。王渊认为：“暂驻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今苏州），将若之何？不如钱塘（今杭州）有重江之险。”赵构认为王渊的分析有道理，于是奔赴杭州。

欲进取则都建康

欲自守则都临安

宋室南迁，王渊主张建都杭州，卫肤敏等人主张建都南京，那么，哪一方的意见更合理呢？南宋最终定都杭州，又有何利弊得失呢？

杭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钱塘江北岸，大运河在此与钱塘江相交，是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杭州的西北是天目山，西南和东南是龙门山和会稽山，东面是大海。自古以来，杭州就是“山川环错，井邑浩穰”的东南都会，号称吴会。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位于长江南岸，四周是山，北高南低，易守难攻，西边有秦淮河入江，沿江多山矶。从西南往东北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宁镇山脉的最高峰钟山；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南边有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等沙洲，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使它成为“帝王之宅”。因三国的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在此建都，史称六朝古都，在宋以前，南唐也在此建都。

宋高宗之所以定都杭州，主要是出于经济和军事方面考虑。经济方面，宋朝时，太湖平原已成为全国的粮仓，时称“苏湖熟，天下足”，这里出产的粮食可通过江南运河到杭州，漕运十分方便，可解决粮食和物资供应问题。军事方面，杭州前有长江，后有钱塘江，有重江之险，比京口安全。此外还靠近大海，发生军事险情时还可逃到海上。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吴会者，晋人以为不可都，而钱镠居之，以抗四邻……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岭，东北则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泽横亘其前，虽有戎马百万，安所用之？此钱镠所恃以为安，国家六十年都之而无外忧者也。”

相比之下，南京地势虽然虎踞龙盘，控引江淮，但过于浅露，荆、雍、江、郢上游势力常常对其构成威胁，历来建都于此者未曾有过20年平安。而南宋建都杭州安然无事达100多年，这正是杭州“前有襟障，左右臂有伸缩”的地理优势造成的。

朱熹评论说：“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只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南宋政府面对强大的金人，但求自保，自然选择杭州而不选择南京作都城。

宗泽认为应以汴京为都

据根本之地控制全局

主张宋室应继续以汴京为都的大臣有张所、汝砺、宗泽等人。张所认为：“京师重城八十里之广，宗社、宫阙、省闼、百司皆在。居之足以控制河东、河北根本之地。”他还认为以汴京为都有五利：“奉宗庙、保陵寝，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系四海之望，三也；释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处，而急于边防，五也。”

汝砺上奏称：“近闻迁都之议。臣以为敌可避，都不可迁，汴都天下根本，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举而掷中州之地，以资于敌矣。以诸葛亮之才而不能轧曹操，李克用之勇而不能抗朱温者，盖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晋阳，竭然一方，安足以当其强。”

宗泽奉命镇守汴京，他多次击退金兵的进攻，修葺城池，安抚民众，使汴京回复往年繁华景象。宗泽忠心忧国，十几次上表朝廷，请宋高宗还京师。他说：“本朝提封万里，京师号为腹心，宗庙社稷所在，民人依之。今两河虽未安宁，犹一手臂之不伸，乃欲并腹心而弃之，岂祖宗付托之意与睽睽万目所以仰望之心。昔景德间，契丹侵澶渊，警报一闻，中外震恐。是时王钦若江南人，劝幸金陵，陈尧佐蜀人，劝幸蜀都，惟寇准请帝亲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准，然不敢不以章圣望陛下也。且臣奉迎銮舆还都而后，即当身率诸道之兵，直趋两河之外，亲迎二圣，雪靖康一再之耻。”

但他们的主张与朝中权贵意见相左，况且宋高宗也并不想迎回“二圣”，所以对他们的意见只是听听而已。

李纲认为应置三都

无定都敌人无所窥伺

李纲也是进取派，他为相执政仅70多天，对宋高宗恢复中原寄予厚望。关于迁都一事，李纲考虑得很周到，提出的意见也最为中肯。他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既成，其利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敌人无所窥伺；三则四方望幸，奸雄无所觊觎。汴梁宗庙社稷所在，天下根本，陛下即位之始，岂可不一见宗庙以安都人之心。愿先降敕以修谒陵寝为名，择日巡幸。”

当黄潜善、汪伯彦等“欲奉帝南幸”时，李纲表示极力反对。他认为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因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如不据西北，则不仅金人会乘机扰乱关中，而且将会出现盗贼蜂起之局面，令朝廷顾此失彼。

学士唐重也主张以长安为都。他叫成都府路判官赵开出资修葺长安，率长安父老子弟请求宋高宗“驻跸汉中，治兵关中”。同州知州郑骧上疏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项羽弃之高祖，李密弃之太宗，成败灼然。”提醒宋高宗应亲自坐镇长安。

李纲是很有远见的，宋高宗刚南迁，金兵就侵扰关中，南宋失地损兵，连高宗也被金兵逼得狼狈逃窜，可惜李纲执政时间不长，不能实施他的策略。

卫肤敏刘珏等认为

建康比余杭更宜建都

黄潜善和汪伯彦无疑是退守派的代表人物，这两个人虽才能平庸，却有办法取悦君主，深得宋高宗信任，被任命为左右相，他们毫无进取之意，只想促成高宗南迁，在繁华地金陵享受安逸之乐。由于二人得势，不少士大夫主动依附他们，向高宗进言迁都金陵的种种有利之处。

卫尉少卿卫肤敏上书称：“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都……惟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为东南要会。伏惟观察时变，从权虑远，趣下严诏，夙期东幸。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留守京邑。又行清野于河北山东诸道，俟军声国势少振，然后驾还中都，则天下定矣。”

中书舍人刘珏也上书称：“夫骑兵，金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

在宋高宗驻跸扬州期间，卫肤敏多次上书称扬州非驻跸地，请求早赴建康。宋高宗决定以杭州为都后，卫肤敏仍坚持己见，他说：“余杭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惟钱氏节度二浙而窃居之，盖不得已也。今陛下巡幸，乃欲居之，其地深远狭隘，欲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难矣。前年冬，大驾将巡于东也，臣固尝三次以建康为请。盖倚山带江，实王者之都。可以控扼险阻，以建不拔之基。陛下不狩于建康而狩维扬，所以致今日之警也。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然长江数千里，皆当守备……迟以岁月，国体少安，可以渐致中兴之盛矣。”

在这里，卫肤敏提出应建都建康及杭州只宜暂居的观点，史书称宋高宗“颇纳其言”。

只要江淮丧失

临安必然不保

不过，杭州毕竟不是一个全国性政权适宜建都的地方。

清代学者顾祖禹在论及浙江地理时说：“夫浙江者，南临闽粤，北辅金陵，东御岛夷，西走饶歙，鱼盐粟帛财富所资也。其民习波涛，善弓弩甲兵，亦可用也。但以僻在东陲，湖山间阻，以此争雄天下，势有所难逮耳。”明确指出以浙江地势争雄天下相当困难。

正因为对浙江的地理环境了解得很透彻，五代时吴越国的创立者钱镠一直采取“保境安民”的措施。朱温篡唐后，谋臣罗隐曾建议用兵中原，讨伐朱温，被钱镠拒绝。实际上，以当时吴越的实力，完全可以与朱温争一时之雄，但如想称霸中原却绝非易事，钱镠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头脑一直保持冷静。在去世前，他还一再嘱咐其继承人要好好侍奉中原政权，不要搞独立。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才有了吴越国60年的稳定。

此外，顾祖禹还指出：“浙江之形势尽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依赖江淮生存是浙江在地理方面的致命弱点。历史上因江淮丧失而浙江不保的事例比比皆是：春秋时期越国吞并吴国后，不保江淮，而楚有江淮，终于灭越。北宋初，赵匡胤联合吴越南北夹击南唐，南唐地处江淮，吴越须靠南唐江淮之险才能生存，当时吴越用兵南唐，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南唐灭亡后，吴越也只好乖乖地向赵宋投降。

宋高宗定都临安后，因时间仓促，江淮之藩篱未能及时建立。金兀术长驱直入，直逼临安，高宗弃临安逃至海上，幸得张公裕及时救驾，用大船冲散金军舟船，方才脱险。后来诸将力战保住江淮，又远争襄汉，高宗才得以在临安安全建都。南宋末年，蒙古兵侵扰江淮，夺襄樊，占领建康，使宋都临安无险可守。然后兵分三路直指浙江，形成压卵之势。不久，临安失陷，南宋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