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的智与不智

刘伯温的智与不智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一位年约五十的儒生拜见朱元璋，据说当时朱元璋正在吃饭，随即问道：“先生能作诗吗？”

那儒生道：“此乃儒者的末技，怎么不能！”

朱元璋指着手中的筷子说：“请以此为题。”

那儒生不假思索地随口而出：“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原来，朱元璋手中拿的，是一双如碧玉一般的湘妃竹的筷子。传说上古时，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湘江流域一带。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前来奔丧，一路上，滔滔的泪水，洒在沿途的竹子上，使得这种竹子都泪痕斑斑，后人就将这种竹子叫作“湘妃竹”。这两句诗说的便是这个典故。

朱元璋皱着眉头道：“秀才气味。”

那儒生道：“未必。且听！”接着又吟出两句：“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这里又有一个典故。当年刘邦与项羽相持不下，有个叫郦食其的儒生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让他分封战国时期六国的后代。刘邦举棋不定，趁吃饭时，询问张良这个主意如何，张良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从刘邦的食案上抓过一把筷子说：“请让我以这把筷子来为大王筹划。”接着条分缕析，从八个方面力驳这种主张的危害，每提出一个理由，都摆出一根筷子。这就是“借箸(即筷子)代筹”这个典故的由来。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收回成命，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成就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业。这位儒生无疑将朱元璋比作刘邦，而以张良自比了。

这位以张良自比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基。

刘基(13l1-1375年)，字伯温，是位被民间神化了的人物，同张良一样，他的确是位杰出的智者。他极具战略眼光。在面临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关头，张良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虽然是韩国的后代，但他反对重新分封六国，他的“借箸代筹”，为刘邦拨正了历史的船头。

朱元璋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刘基见到他时，他正面临着东西夹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基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

当时，朱元璋的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趁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基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朱元璋对刘基也十分重视，“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即张良)也！’”

比起张良，刘基后来居上，他不只善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以20万人的队伍，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决战鄱阳湖，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朱元璋也不免疑惧重重，刘基鼓气说：“臣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并与朱元璋乘坐同一艘白色战船，亲自指挥。那真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千顷湖面之上，战舰如城，帆樯如林，飞箭如织，隆隆的炮火，掀起了冲天的巨浪。突然，刘基大呼：“主公快离开！”朱元璋刚刚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原来那艘白色战舰便被火炮击中，炸得粉碎，刘基对朱元璋有救驾的大功。由于这君臣二人勇敢镇定，指挥得方，经过四十多天的鏖战，最后朱元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扭转了战局，陈友谅在率众突围时，被一箭射中头颅，顷刻毙命。这一仗以后，朱元璋的大业可以说基本告成。《明史》说：“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事业，到刘邦称帝时，便基本终止，对汉朝建国以后的事，未进一策，建一言，而刘基还在延续，他不只要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继续效力。正是在这时，刘基暴露出了他的不智。

鄱阳湖之战后的三个月，即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今南京)即吴王位，又过了4年，到1368年正月，终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基为这个新王朝的建立，真可谓殚精竭虑，显示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至少有以下几件事，是载入了史册的。

一是新王朝的都城南京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刘基本来对历代兵制就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他所制定的这种军事制度，汲取了历代兵制，尤其是汉、唐、宋几朝兵制的长处，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军队耕战结合，即“无军不屯”，这样，军队可以自给，减少了庞大的军费支出，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次是“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将军权牢牢控制在皇帝的手中；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凭这些功业，他可以傲视张良，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刘基就没有张良那么老道。

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安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未必会乐意。

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基以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顾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基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基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

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基征求意见，先是虚情假意地表示要以刘基接替李善长出任宰相，刘基婉谢了，说宰相应当是栋梁之才，而自己不过是如同绑成一束的小木条，加之又有嫉恶如仇这种刚烈的个性，是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的；接着，朱元璋又提出了几名人选。凡是涉及到官员任用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对这种事情的表态，也要十分慎重，刘基未必不明白官场中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在刘基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他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基的意见，而这，却为刘基后来的遭祸，埋下了祸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三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

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说：“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予铁券，凭此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

徐达排名第二，朱元璋说：“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摧强抚顺，功勋居多。”官授太傅、左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倒多出了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摆平。

刘基呢？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基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基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只资善大夫、上护军，爵只诚意伯，岁禄只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两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

唉，刘基，这杰出的智者呀，也许从这种赏赐的厚薄中，察觉出点什么，体味出点什么，于是，他仿效张良，他要归隐了。第二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杜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了。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还是“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基却未能作到这一点，他人在青田，心向魏阙。在青田县南约l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

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基所反对的胡惟庸。对于刘基的反对，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基，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基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大臣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基痛加切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基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如今，刘基处在政敌的包围之中，他忧心忡忡，在一组诗中这样说：“侥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疏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他又向往起故乡的田园了，“荣名非我愿，守分敢求余。登楼眺远郊，肆目望天衢。明月出云中，照我华发疏。还归掩关卧，梦到田园居。”“掩门还独坐，浩然怀往昔。惟有故乡梦，可以慰岑寂。”

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得知刘基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四月十六日，病逝于家。

刘基不是不知道胡惟庸的为人，也不是不懂药理，更不是非服用那一剂药不可，为什么这位智者竟然毫无防范之心，服下了那剂药呢？他明白，这一剂药，大有来头，没有皇帝的授意，胡惟庸未必会来看他，更不敢擅自给他药物，这种药，不服不行，服了，自身不免一死，而不服，必将有家破人亡的大祸。这是一剂人生的苦药，是由他的智与不智配制而成，当他饮药时，心苦一定更大于药苦。

为什么刘基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呢？并不是由于刘基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者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趟政治那滩浑水了。

而刘基则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为此，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参加了蒙元统治者举行的科举考试，他以一个备受歧视的“南人”身份，居然能一路斩关夺隘，顺利进入殿试，并得以高中，他对元蒙统治者无疑是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的。他的本意，是想在元蒙统治者的治下建功立业的，他也是这样作的，他出任地方官，恪尽职守，赢得了普遍好评。当反元的起义烈火燃起时，他投笔从戎，参与了平息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为蒙元统治者运筹帷幄，屡屡建功，他的忠心，他的才智，得到了蒙元首领的赏识。只是由于蒙元统治集团太腐败、太黑暗了，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投奔朱元璋，并不是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而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才智得以施展而改换门庭。他以《沁园春》的词牌填写过这样一首词：

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蚊螭昼舞，平陆沉江。中泽哀鸿，苞荆隼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栏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苍茫。

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扬雄寂寞，刘伶沉缅，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隆中诸葛，济弱扶危计甚长。桑榆外，有轻荫乍起，未是斜眼。

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怎么会在仕途中止步呢？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惟一道路。

刘基与张良的区别，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