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最基本的道德感

佛山两岁女童被连续碾轧无人援手事件曝光之后，很多人认为根子在于法治，在于“撞伤不如撞死”的法规，在于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结果，在于中国缺少类似于欧美“善良的撒马利亚人法”之类的立法(此类法律为见义勇为的施救者免责，或对见死不救者予以惩处)。这些人的上述具体观点，我其实都同意。他们倡导完善法治，我也认为这总归是好事，但如果他们真的把法治当成了对症良方，当成解决问题的根子所在，我认为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所谓鼓励见义勇为的“撒马利亚人法”，在美国并不是一部通行的全国性法律，而是各州自行制定的，内容差别很大。其中，对见义勇为者免责的鼓励性法律，在不少州并不适用于普通行人，只适用于受过训练的专业救援人员；而惩戒见死不救者的法律，更是只有少数州存有，而且一般也只适用于专业救援人员。普通美国人在遇见紧急状况下的积极救援行动，大都不是什么法治训练出来的，而是人最基本道德感的自然反应。

我很伤心目前蔓延的一种倾向，就是时不时把南京彭宇案之类拿出来，为自己的不能见义勇为当作良心挡箭牌。那潜台词就是：我本来是个好人，都是这个社会把我逼坏了。殊不知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坏人会采用同样的借口自辩。佛山女童事件后，很多人骂彭宇案的法官，仿佛中国社会本来很有良心，就是他一个人给搞堕落了。真是扯淡！中国社会的道德感丧失不是一两天了，不要再去说什么彭宇案法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官。问题关键不是彭宇案法官在几年前怎样权衡，作出了怎样的判决；而是此时此刻，你心中那个法官在怎样权衡，在作出怎样一个判决。

中国当前绝大多数问题的解决，既不需要复杂的知识，也不需要高深的道德哲学。且不论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见义勇为法之类的善法、有没有撞伤不如撞死之类的恶法，一条无辜生命摆在那里，行动可能拯救，不行动可能害命，这还需要权衡和讨论吗？这和你可能还是不可能负担多少赔偿有任何关系吗？如果你救一条人命之前，还在思前想后，掂量可能带来的经济赔偿，那么反过来，让你去谋杀一条人命而取得经济收益，你是不是觉得也可以考虑考虑？可怕的恰恰就在这里，即：杀人获利的事情，在我们这个国家还真是活生生地在发生，而且还不是孤例。那些把人骗到矿井下杀害而骗取抚恤赔偿的人，干的不就是这样的勾当吗？那些强拆民宅一再酿出血案而从地产开发的繁荣中获益的人，干的不就是这样的勾当吗？在这些或者类似一些事情上明辨对错，只不过需要一些最基本的道德感而已。

连最基本的道德感都丧失了，这种现状，不是几年前某一个法官一手炮制的，也不是最近一二十年所谓拜金主义流行而造成的。道德陷入低谷的历史，事实上要长得多。像我这样四十多岁的中年中国人，少年时代的道德教育几乎一片空白，相反被各种政治运动灌输了成套的大话、空话和谎话，反道德的思维方式早早扎根。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以及比我们更早、更可能被荒废了道德观的各代人，长大后不论读了多少书，补习了多少所谓的先进思想，灵魂深处往往依旧是惨白的。道德上的孱弱决定了我们当中许多所谓舆论领袖，其各种充斥着庞大修辞的言论，不过是缺乏道德选择的觉醒之后自我安慰的借口。至于自带干粮主动出卖灵魂以取利者，就更多如牛毛了。比我们年轻的所有中国人都比我们幸运，他们至少在道德养成期有了接触外界的选项。希望就在于：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或许正在听从最基本的良心召唤，正在做出最基本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