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唐代开明士人形成共识

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唐代开明士人形成共识

中国古来就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认真整理、总结和研究我国古代有关敬重生命、爱护环境和珍视资源的文化思想与观念，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特别是汲取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国宰相吕不韦尽管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他招揽天下之士编成《吕氏春秋》，却是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有人问其中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明确回答，就是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则在于无为而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地介绍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分别注意的诸多事项。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要祭祀山林川泽之神，所献祭品不得用雌性禽兽，当月还禁止伐树，不得毁坏鸟巢，不得杀害怀孕的动物和幼小动物，不得取禽类的卵。仲春之月，禁止破坏水源，也禁止焚烧山林。季春之月，禁止用弓箭、网罗、毒药等各种形式猎杀禽兽，也不许伐取桑树和柘树。此外，又有孟夏之月不许进行大规模的围猎，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的《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相近的内容。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六月诏，其中宣布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探取鸟卵，射击飞鸟，这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焦氏易林》有“秋冬探巢”的文字，说明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的制度确实得以实行。《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行政部门认真监察，不许违犯“四时之禁”。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十一月，因地震雨涝，诏书严厉责问百官为什么不遵行“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所谓“时禁”，就是《月令》中所规定严令禁止的内容。近年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的条文，又解释说，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不得砍伐，待秋后“草木零落”时才可以有选择地砍伐。当月又有不许破坏鸟巢的禁令，规定甚至空巢也不许毁坏。破坏空巢的禁令执行到夏季。如果巢中有鸟和鸟卵，则全年都禁止破坏。又规定，只要是不伤害人类的蛇虫，在九月之前都不得杀害。不许杀害怀孕有胎的动物，则是全年“常禁”。不得杀害幼鸟的规定，也同样是全年“尽十二月常禁”。保护幼弱走兽的禁令，则执行至九月底。这篇文字的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时在公元5年，是明确作为太皇太后的诏书颁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大宣传，使有关内容为众人所知。

《明史·职官志三》说到“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的制度。太平天国文献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这说明《月令》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确实有久远的历史影响。当然，其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受到重视的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唐诗的绿色意境
古人的文字遗存中，常常体现出亲近自然的情趣，也透露出对自然生态的爱心。唐人李章《春游吟》有“初春遍芳甸，千里霭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的诗句，体现出对“春绿”的欣赏。又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其实说的也是“春绿”。元稹《早春寻李校书》写道：“款款春风淡淡云”，“江弄琼花散绿纹。”“今朝何事偏相觅？撩乱芳情最是君。”能够“撩乱芳情”，使诗人满心欢悦的，正是春光绿色。

其实，唐人诗作中对“绿”的赞美，并不仅仅表现为对“春”的热情，往往还深含着一种对自然的亲和之心和爱重之情。孙逖的“河边淑气迎芳草，林下轻风待落梅”，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柳宗元的“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间绿筠”，温庭筠的“野船着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许浑的“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雍陶的“新水乱侵青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等，这些写景抒情的名句，都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鲜丽，萌动和生长，描绘得十分活泼新鲜。没有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理解，笔端不可能生出如此生动的文字。而在这种观察和理解的背后，是对自然的倾心热爱。

我们还看到，在“绿”色背景的衬映下，又有“白鹭”、“黄鹂”富有生机的歌舞。钱起《山中酬杨补阙见过》有这样的诗句：“日暖风恬种药时，红泉翠壁薜萝垂。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绿色之中，也有斑斑鹿迹和翩翩鸟影。金圣叹就此评点道：“言暖日恬风，通身和畅，弗与世及，世亦弗及，真为无量快乐也！”这样的理解，可能是比较切近作者的心境的。韦应物《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写道：“万木丛云出香阁，西连碧涧竹林园；高斋独宿远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对此，金圣叹批道：“此不止是妙诗，直是妙画，且不止是妙画，直是禅家所谓妙境，乃至所谓妙理者也。”

爱惜和保护生态环境，在唐代开明士人中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郎士元诗“门通小径怜芳草”，皇甫曾诗“独悲孤鹤在人群”，都隐约体现了这种意识。对于生态的破坏，有识见的诗人是取否定态度的。韦庄《天井关》说到修筑关城而使当地植被和相关自然生态受到破坏性影响的情形：“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深云筑女墙。”“斸开树绿为高垒，截断峰青作巨防。”有人评价这首诗时，试图从批评不务德而务险的视角来分析。其实，如果以生态保护的眼光观察，应当看到这是对“斸开树绿”，“截断峰青”的批评，也曲折表达了保护自然生态的观念。又如寒山诗：“昨见河边树，摧残不可论。二三余干在，千万斧刀痕。霜凋萎疏叶，波冲枯朽根。”“霜凋”、“波冲”当然是自然因素，但“千万斧刀痕”则是人为的“摧残”。王建《题金家竹溪》说到“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实际上涉及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他的《寄旧山僧》中“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等诗句，则表扬了保护动物，爱助生命的行为。韦应物《述园鹿》有“野性本难畜，玩习已逾年”，“不得游山泽，跼促诚可怜”句。他在《虞获子鹿》中还写道，有人畜养捉获的小鹿，园中虽有美草清流，然而“谁知其思岩谷云游”？小鹿内心的愿望，还是渴望回到自由的天地。当然，这些诗句有些还另有深意，可以作政治寓言理解，但是用这样的形式，借对生态条件的分析来说明世事人生的道理，也足以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层次的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